19年前，重庆男子郝某被一个从天而降的烟灰缸砸伤，因找不到责任人，他将事发地楼上的24户居民全部告上法庭。这起案件被一些学者称为“高空坠物第一案”，也被认为推动了高空抛物的“连坐”立法实施。

如今，高空坠物的损害赔偿早已在侵权责任法第十一章明确，情况严重时甚至将触犯刑法，但相关争议并未止息，类似案件仍频频发生。法律之网要如何拦住高空坠物？司法实践中面临哪些难题？多名专家指出，在大多数案件无法找出肇事者的情况下，不仅要所有住户为肇事者的违法行为买单，刑事追责更无从谈起，这是高空坠物案“最大的痛”。

无法找到责任人？

——“全楼连坐”成普适选择

无论检索新闻报道，还是相关裁判文书网站，近年发生的高空坠物事件中，能直接找到责任人的并不多见。7月6日，深圳龙华6岁女童被砸案发生后，警方将涉案瓶子作为物证提取，并对涉事大楼住户进行了指纹采样。

这样的处理方式，是大多数同类案件都经历过的程序。“我认为现行法律对高空坠物的规定，不能说不明确。”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亚飞介绍，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，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，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，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，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。

这一规定被法律从业者戏称为“连坐”。随着高空坠物致人伤亡案的频发，无法确认肇事者时，受害者家属起诉整栋楼业主，似乎成了普遍的解决方式。郝某被砸案中，重庆渝中法院认为，除了搬离的两名住户，其他住户均不能排除嫌疑，根据过错推定原则，22个住户分担赔偿责任。22名被告不服上诉。2002年6月3日，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。

一直以来，“全楼连坐”在学界都伴随着各种争议。一些观点认为，“全楼连坐”应是一种最后的、迫不得已的手段，不能当作范例，否则会使高空抛物的违法者抱有侥幸心理，企图成为“漏网之鱼”逃避法律制裁，更不足以引起一些人的警醒，高空坠物案还会继续高发。

不过，省政协委员、北京市岳成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主任王静巍认为，一般情况下，民事案件“谁主张谁举证”，高空坠物案取证困难，如果要求受害人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实自己的主张，其遭受的损失往往难以得到赔偿，不利于受害人权益的保护。法律将举证责任倒置给被告，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一种特殊救济。“按照法律规定，户主也可以举证证明自己不存在侵害的可能性，‘全楼连坐’正体现了民法的公平责任原则。”

“更好的办法当然是找到侵权人，但找不到人的情况下，应有一个普适的选择。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认为，从民事法律角度来说，基于实际情况，“连带补偿”是目前的一种最优解。

打赢官司赔偿难？

——被告众多难执行

在侵权责任法上，虽然原告得到了特殊保护，但“全楼连坐”涉及被告众多，打赢官司后，如何拿到赔偿也是难题。

去年7月，21岁的小李在深圳宝安被从天而降的石块砸中头部，后不治身亡，由于无法找到肇事者，小李的家人将90多名住户告上法庭。深圳宝安法院一审判定，由这些住户中的60多人承担近40万元的赔偿责任，其余住户因有证据证明事发时不在建筑物内或不存在加害条件，无需对受害人家属赔偿。

不过，记者从宝安法院了解到，该案由于被告人数太多，法院对部分住户采用了公告送达方式，一审判决后，又有住户向法院声称事发时不在现场，目前，这一案件正在上诉阶段。这意味着，小李家人想拿到赔偿，需经过新一轮的诉讼，然后才能进入执行程序。而“高空坠物第一案”中的受害人郝某，在判决生效的12年里，只收到3名被告不到2万元的赔偿，曾一时引起广泛关注。

“平均分配到各户赔偿，这样的结果很多业主并不理解，心里也不认同，多少会觉得自己有点‘冤’。”王亚飞表示，这样的心态导致业主们对履行判决持消极态度，再加上涉案人数众多，实际执行起来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，判决的履行拖成了“马拉松”，反而不能让受害人及时获赔。

深圳市律协宣传工委副主任颜宇丹还指出，高空坠物案赔偿额较高，即使受害方知道具体责任人，但考虑到一户的赔偿能力有限，楼上的住户只要不能自证清白都需承担赔偿责任，反而可能故意不告知办案机关，从而引发道德风险。深圳市律协宣传工委委员余刚建议，应积极推行高楼责任保险制度，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，解决赔偿能力不足问题。

刑责无从追究？

——实际责任人难寻

高空坠物、抛物不仅涉及到民事赔偿，也有可能使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。王静巍介绍，从主观意识来区分，高空坠物属于过失和意外，抛物一般存在故意成分，两者的法律责任并不相同。过失坠物，可能触犯过失致人死亡罪，故意抛物，则可能触犯故意伤害罪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。

近年来，“熊孩子”高空抛物惹事现象也曾多次发生。王静巍表示，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，按我国刑法规定，不承担刑事责任，但应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。满14周岁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高空掷物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、死亡的，则应追究其刑事责任。不过，未成年人行为造成的民事侵权责任，均应由其监护人承担。

“我们受理的高空坠物案，大多都无法找到责任人。”广州法院一名法官告诉南方日报记者，刑法与民法的理念完全不同，找不到实际责任人，就无从追究刑事责任，因此最后只能进行民事赔偿。

“这类案件动辄牵涉到几十户甚至上百户人，侦查机关很难调查出结果，周边环境的复杂，以及取证过程的艰难，都导致了难以侦办成刑案。”朱巍说，如果能找到具体的责任人，即便故意抛物行为没伤害到他人，也可以采取强制措施。

一些观点认为，侦查机关考虑到法律中对于损失分摊的补偿性规定，可能会影响办案的积极性，因此应进一步提高侦查手段和效率。深圳市物业管理协会常年法律顾问刘长森则建议，应适当增加针对高空抛物的监控设备，一方面有助于事后确定侵权人，另一方面对高空抛物有心理上的震慑作用，有利于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。

监管存在空白？

——私人窗台不在管理范围

记者了解到，高空坠物事件的管理和防范，在具体规定上也存在空白。王亚飞介绍，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虽然对户外广告牌有监管权限，但对于市民自家的窗台却无权监督，小区的公有部分归物业管理维护，但个人专有部分由业主或实际使用人负责，因此，事前防范成了难题。

此前，深圳发布了《深圳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》，明确深圳正常使用的建筑幕墙至少每6个月进行一次例行安全检查；建筑幕墙竣工验收或者交付使用后，原则上每10年进行一次安全性鉴定。虽然文件对幕墙等作出了详细规定，不过，业主的窗台并不在住建部门的监管职能范围之内。

有法律人士指出，结合目前房屋安全管理方面的严峻形势，应尽快进行立法，让政府公权力适度介入房屋安全管理活动，不仅要对房屋定期检查、强制检测鉴定、强制维修维护，还可对公民私权作出适当限制，要求产权人排除危险，如果产权人不予配合，政府部门可代为维修或排除危险。

对此，刘长森也建议，政府部门除了制定房屋安全定期强制检测制度，组织专业力量定期对高层建筑外窗进行抽查检测，还可将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设立为房屋安全宣传日，提升全社会对房屋安全的重视程度。“专有部分房屋安全通过地方立法建立代维修和强制排除危险制度，应争取在未来几年落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