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为长阳乐园村老医务室取药窗口 三峡日报全媒记者 翟雪莲 摄

　　7月17日，央视赞礼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《新中国的第一》在《朝闻天下》播出，本期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末，发端于长阳、兴起于中国大地的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。

　　宜昌大山深处是如何走出新中国的第一，这个第一激起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怎样的涟漪？6月14日，跟着央视记者的镜头，本报记者再次探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榔坪镇乐园村——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发源地。

　　从宜昌到长阳县城一个小时车程，而从长阳县城到乐园村，车在蜿蜒狭窄的盘山公路上小心翼翼绕行两个小时，这两个多小时的山路，让记者切身体会到了大山里的村民们出行不易，如果遇上急难险重的疾病，更显山高路远。

　　曾经山路漫漫求医难

　　乐园村委会旁并列着两栋房子，一栋是土楼房，一栋是新楼房，土楼房挂着“乐园公社三大队卫生室”（现为合作医疗纪念馆），紧挨着的新楼是“榔坪镇乐园村卫生室”，新旧咫尺间，却是隔着50多年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漫漫历程。

　　乐园村距榔坪集镇45公里，距长阳县城157公里，全村800多户农民散落在海拔200米至1600米的山峦里。田园牧歌的诗意包不住缺医少药的困窘。山里老百姓最怕的是生病。在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年代，请医生难，路途遥远去来就要大半天。医生来了诊治难，医疗设备和药品都十分稀缺。

　　“有时候看上去仅仅只是相隔两座山头的距离，却因为需要翻山越岭的缘故，医生可能要花大半天的时间才可以赶到。”覃祥官的徒弟李兴成向我们讲述了过去山里就医的故事。“村中凡是有人生病，患者的家人便会到山头，把土喇叭当扩音器喊医生，基本全村的人都能听到，闻讯的村民们如果有时间，往往也会热心地赶过去帮忙，或者是给村医带路。后来每家每户装了有线广播，家里有了病人，就在喇叭里喊，某某人家里谁病了……”

　　“有一位村民上山背柴，摔伤了，导致尿潴留，尿道出血阻塞尿管，尿排不出来，不能站不能坐也不能躺，当时我正在走亲戚，患者家属找到我，我们马不停蹄走了十多里路赶到他家，只见病人两手支在床弦上撑着身体，就是我们常见的做俯卧撑的姿势，他已两天没有吃饭没有排尿，眼看膀胱就要胀破，随时有生命危险，可是距离卫生室有四五十里路，他不能动不能躺，送过去估计折腾半路人就没了。情况十分危急，突然，我看到桌上一顶草帽系的一根带子是一截中空的塑料软管，当即灵机一动，高温给软管消毒，又用针烧红，烙出几个小孔，做成简易的导尿管，就地在他家给他进行了导尿手术，终于救了一命。”

　　被誉为“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”的覃祥官深受有病无医之苦，解放前，他得了胃病，请了一位江湖郎中，为了治病，卖了家中的一匹马，病还是没有治好。解放后，山里的卫生条件依然十分落后，麻疹、百日咳、流感等疾病经常肆虐，有一回，村里一天死了两个孩子。覃祥官的二女儿也因为肺炎不幸夭折。这些深深刺痛着覃祥官，让覃祥官决计不当村副业主任，改行从医，1964年，31岁的覃祥官被乐园公社党委选送至县中医进修班学习，学成归来后，担任公社卫生所医生。

　　山村建起首个合作医疗社

　　由于通讯、交通都不方便，再加上山里人穷，看不起病，经常就会出现小病拖着，大病等死的情况。因贫致病，因病致贫的恶性循环长期以来得不到任何改善。如何让山里老百姓看得起病？其他都有合作，医疗能不能合作，覃祥官找到乐园公社党委，提出了创办卫生室的想法， 1966年覃祥官辞去卫生所医生职务，到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担任赤脚医生，并发起创立合作医疗制度。1967年，在长阳县卫生局工作队的指导下，成立了合作医疗管委会，制定《合作医疗管理条例》。该条例规定，乐园村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钱，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，农民到村卫生室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，吃药不需要再多交钱。就这样，新中国的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社诞生了。

　　实行合作医疗后就诊人数迅猛增长，需要的药物量大增，然而合作医疗资金入不敷出。为了解决这种“僧多粥少”的情况，管委会推出了“三土四自”的办法。“三土”即土医、土药、土药房，“四自”即自种、自采、自制、自用。总结起来说，就是“用乐园山上的药，治乐园山上的人。”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当地老百姓纷纷加入种药、献药、采药的队伍中。半数农户建起药园，700多人参加采药，献出120多个药方和500多斤中草药。在这种自给自足自销的情况下，合作医疗经费逐渐充足，甚至还出现了结余。“吃药不花钱”的合作医疗制度得到了人们的热情拥护，超过7成的村民都参与了合作医疗，过去看不起病的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善。

　　1968年下半年，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，送进了中南海。毛主席在看了报告后，亲笔写下了4个字：此件照办。同年12月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转发了这篇题为《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》的调查报告，称合作医疗是一件新事物，称赞覃祥官是“白求恩式的好医生”，强调“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。

　　到1974年初，长阳全县有435个大队实现了合作医疗，占99.77%。这股热潮很快席卷全国，从1968年至1978年10年间，先后有19个省市区5万多名代表到乐园村学习合作医疗制度。全国95%以上的农村都陆续推行了合作医疗。据李兴成介绍，有一位内蒙古自治区的干部远道而来，只有一条腿，但硬拖着一条假腿走到乐园来参观，精神至今令人感动。在当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，合作医疗的推行，解决了群众治病吃药的困难，同时提高了医生和群众觉悟，使预防为主的方针落实到行动中。

　　1980年，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考察报告中称赞：“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，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”。

　　作为农村医疗创始人，覃祥官多次出席国内外重要会议，并于1976年10月任湖北省卫生厅副厅长。然而3个月后，覃祥官再次辞官回乡继续行医，为村民们治病。

　　星星之火温暖9亿农民

　　创立合作医疗制度的53年来，整个中国农村的医疗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2003年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、卫生部部长吴仪调研长阳新农合工作，并主持召开了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会。长阳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。长阳探索建立的“自愿参加、多方筹资、大病统筹、小病补偿、公开公正、平等享有、科学管理、民主监督”的“长阳模式”成为全国“新农合”的典型样板。

　　如今，随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推行，看病报销再也不分城乡，新农合退出了舞台，广大农民有了基本的医疗保障，求医难就医贵渐成历史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在这一基础上增加了“985”的合作医疗模式，即贫困户看病报销90%，慢性病门诊报销80%，贫困户自费不超过5000元，为贫困群众看病兜底。深山里的乐园村也建立起了家庭医生签约制度，许多村民都有专门的签约医生，为患者长期跟踪治疗。这些家庭医生每年为村民做一次免费体检，建一份电子健康档案，定期回访患有糖尿病、高血压等疾病的村民。病人走不动的，医生带上设备，上门服务，送医送药。

　　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扎实推进，村里的交通和通讯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，“山头喊话”已成为过去，修建起来的一条条山村公路使村民的出行、村医的出诊更加方便。68岁的李兴成骑着自己的小摩托车从10里外的家里赶到村卫生室只要一刻钟。

　　走进今天的乐园村卫生室，中药、西药各种药品琳琅满目，诊疗室、检查室、注射室、心理室，明窗几净，应有尽有。李发从——李兴成的徒弟接过师傅的接力棒，接续守护着山里百姓的健康。

　　“一切为了人民健康”，老卫生室药房上的八个字依然清晰有力，五十多年沧桑巨变，那是不变的初心。在一穷二白的年代里创立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，并放弃城市生活、大好前程，毅然辞官回乡继续从医，这种不怕山高路远，只为村民服务的“祥官精神”深深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村医：鸭子口乡独臂村医李友琼，巡诊29年，骑坏了12辆自行车，用坏了20多个出诊包，入选“中国好人”；龙舟坪镇村医王良俊，坚守大山40年，为2000多个孩子接种疫苗，获评全国“十佳最美接种医生”……在这些村医的努力下，农民的健康得到了保障，农村的医疗得到了不断发展。

　　三峡日报全媒记者 翟雪莲 实习生 阮雨航